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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2年2月，随着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，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式落下帷幕。在政权更迭之际，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，特别制定了《清室优待条件》，其中明确规定：退位后的皇帝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。

这一条款虽然未对皇室私产的具体范围作出明确界定，但清皇室方面却将其理解为：紫禁城内所有物品，无论是价值连城的文物珍宝，还是日常使用的银两、绸缎、家具等，都应归属于皇室私有财产。民国政府对此未置可否，这种模糊态度为日后的文物归属问题埋下了隐患。

据史料记载，溥仪退位时拥有的主要财产包括：紫禁城内珍藏的各类文物、金银财宝；承德避暑山庄（时称热河行宫）内的珍贵藏品；沈阳故宫（时称盛京行宫）的皇室收藏；著名的皇家园林颐和园；以及遍布全国的多处皇家庄园。这些资产看似清单简短，实则价值不可估量。

由于当时民国政府刚刚成立，政局尚未稳定，犯下了一个重大疏忽：未能将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宫廷文物与皇室私产明确区分。这一失误直接造成大量珍贵文物流失。在紫禁城收藏中，最引人注目的当数数量庞大的文物珍品，其中大部分都是历代从民间征集而来，尤以乾隆年间的收集最为系统全面。

以书画收藏为例：康熙时期，宫廷所藏字画主要依靠大臣进贡。由于当时宫廷鉴赏水平有限，像高士奇这样的官员甚至敢以赝品充数，私藏真迹。到了乾隆年间，民间珍贵书画逐渐集中在少数收藏大家手中，这反而为乾隆皇帝大规模收集提供了便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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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美术史专家杨仁恺曾指出：乾隆皇帝往往仅需一纸诏书或象征性补偿，就能将民间收藏家几代人苦心积累的珍品收归内府。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，加上乾隆本人对书画的狂热追求，清宫收藏迅速膨胀。到乾隆晚期，民间流传的珍贵书画几乎尽数收入宫中。

乾隆之后，宫廷书画收藏增长明显放缓，因为民间珍品已基本被搜罗殆尽。这次清宫大收藏堪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书画集中行动，累计收集历代名家真迹超过万件。

民国政府很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1912年12月，新任热河督统熊希龄发现避暑山庄文物被大量盗卖，立即向袁世凯建议：将山庄文物运往北京，由政府出资收购后移交博物馆保存。这一提议获得批准。

从1913年11月到1914年3月，民国政府先后从热河行宫和沈阳故宫运出11万余件文物至北京，这些珍宝被收藏在紫禁城前朝的古物陈列所。但由于财政困难，政府始终未能兑现收购承诺。1916年9月，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在给总统黎元洪的报告中坦言：文华殿、武英殿展出的70余万件文物仍属清室私产，估值超过500万元。政府虽有意收购，却因资金短缺未能实现。

既然政府承认这些文物仍归清室所有，皇室方面自然毫不客气。内务府先后取回了东海珠手串、钻石宝剑等多件珍贵文物。

1924年11月5日，溥仪被逐出紫禁城。经过协商，与历史文化相关的重要文物被保留在宫中，溥仪主要带走了珠宝、银两等私人物品，总计白银11万余两。除留下几枚刻有吉祥文字的元宝作为展品外，清室善后委员会将剩余银两全部交予溥仪。不过，工作人员在检查行李时，发现了藏在其中的王羲之《快雪时晴帖》和仇英《汉宫春晓图》，这两件国宝级文物被当即扣留。同时，离宫的敬懿、荣惠两位太妃也获准带走她们在宫中的3.53万两白银及个人衣物用品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